《严先生祠堂记》的原文是什么?该如何理解呢?

  严先生祠堂记

  范仲淹 〔宋代〕

  先生,汉光武之故人也。相尚以道。及帝握《赤符》,乘六龙,得圣人之时,臣妾亿兆,天下孰加焉?惟先生以节高之。既而动星象,归江湖,得圣人之清。泥涂轩冕,天下孰加焉?惟光武以礼下之。

  在《蛊》之上九,众方有为,而独“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”,先生以之。在《屯》之初九,阳德方亨,而能“以贵下贱,大得民也”,光武以之。盖先生之心,出乎日月之上;光武之量,包乎天地之外。微先生,不能成光武之大,微光武,岂能遂先生之高哉?而使贪夫廉,懦夫立,是大有功于名教也。

  仲淹来守是邦,始构堂而奠焉,乃复为其后者四家,以奉祠事。又从而歌曰∶“云山苍苍,江水泱泱,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!”

  译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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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严先生是光武帝的老朋友,他们之间以道义互相推崇。后来光武帝得到预言天命所归的《赤伏符》,乘驾着六龙的阳气,获得了登极称帝的时机。那时他统治着千千万万的人民,天下有谁能比得上呢?只有先生能够以节操方面来尊崇他。后来先生与光武帝同床而卧触动了天上的星象,后来又归隐江湖,回到富春江畔隐居,清操自守,鄙弃禄位,达到了圣人自然清静的境界。先生视官爵为泥土,天下又有谁比得上呢?只有光武帝能够用礼节对待他。

  在《盅》卦的“上九”爻(yao)辞中说,“大家正当有为的时候,偏偏显示不事奉王侯,保持自己品德的高尚。”先生正是这样做的。在《屯》卦的:“初九”爻辞中说,阳气(帝德)正开始亨通,因而能够显示“以高贵的身份交结卑贱的人,深得民心。”光武帝正是这样做的。可以说先生的品质,比日月还高;光武帝的气量比天地还广阔。如果不是先生就不能成就光武帝的气量的宏大;如果不是光武帝,又怎能促成先生品质的崇高呢?先生的作为使贪婪的人清廉起来,胆怯的人勇敢起来,这对维护礼仪教化确实是很有功劳的。

  我到这个州任职后,开始建造祠堂来祭奠先生,又免除了先生四家后裔的徭役,让他们负责祭祀的事情。从而又作了一首歌:

  云雾缭绕的高山,郁郁苍苍,大江的水浩浩荡荡,先生的品德啊,比高山还高,比长江还长。

  创作背景

  《严先生祠堂记》写于范仲淹贬居睦州之时。史载他每次外贬,同僚都要为他饯行,第一次称他“此行极光”,第二次称他“此行愈光”,第三次称他“此行尤光”。可见他的被贬,实际上恰好是他心忧天下的写照。睦州人杰地灵,既有新安江这样的奇美山水,又有严子陵这样的高义之士,身为知州的范仲淹由严子陵而联想到自己,由汉光武而联想到当世之时弊,于是当他“来守是邦”,即着手“构堂而奠”,写下这篇文章,表达他对于严先生的仰慕之情,以及对于盛世的向往之心。

  赏析

  文章处处将严光与光武帝并列,写光武帝“以礼下之”,礼贤下士,实际上写出了严光鄙视显贵,为人高洁的气节。文章隐隐地批评了当时社会钻营官场、追求名利,贪污腐化的恶习;赞颂了严光不图名利,视官爵如泥土的高尚品德;也赞扬了光武帝能以礼待人的优良作风。文章结构精巧,虚实结合,以虚衬实,相得益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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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文章开端即连用了两个“天下孰加焉”发问,前者极言光武“握《赤符》,乘六龙”,君临天下的威仪,后者则尽写严子陵“动星象,归江湖”的傲岸不群的风姿。遥想当初,汉光武践帝位之时,念及旧日与严子陵“相尚以道”的布衣之交,召他人朝任谏议大夫,而严子陵却始终不为所动,守冰雪之节操,还耕钓于富春江畔。他能够在至尊延请之时置若罔闻,处之泰然,绝非一般俗人、假隐士所能比拟。古来隐士颇多,然而志趣迥异,其中不少人是做着将来一旦为官的美梦才去隐居的,那是以退为进的干禄之徒所为。严光之隐,则纯乎为保持自己清高安贫的气节,故而得到世人景仰,这也正是为什么范仲淹称他“以节高之”的原因了。

  范仲淹没有仅仅停留于对严先生的赞颂,因为这也并不是他写作此文的全部初衷。他期待着仁者能够欣逢盛世,明主能够体恤良臣,非如此则不能“大有功于名教”。文中以光武映衬严光,并非有贬抑光武之意。相反,他同时也是想借严光之隐反衬出当时世道的清明,寄寓自己未遇明主的淡淡惆怅。他想见当年严光与光武“共偃卧,光以足加帝腹上”,而光武竟不以为意。严光的威武不屈、富贵不淫,固然可钦可敬,光武的宽容大度令人追慕景仰呢。联系自己颇不平坦的艰辛仕途,几番直言进谏,触犯龙颜,忤逆权贵,徒然招来党争之祸;世逢内忧外患,自己报国无门,自然追思光武帝这样的一代圣明君主。

  范仲淹是治《易》大儒,深通卦爻之术。他把《易卦引人文中,立意既新,又自然贴切,不致使人产生艰涩难懂的感觉,足见其易学功力之深。以《蛊》卦比严光,赞其“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”之风;以《屯》卦比光武,颂其“以贵下贱,大得民也”之德,力图说明:虽则严光至为圣贤,但如若遭逢乱世,则唯有微子之逃、比千之戮的下场,即使一心要去归隐,恐怕也难遂其愿了。所以要紧的还在于光武帝“以贵下贱”的得民之举,故而范仲淹慨然作叹道:“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?”其心中不平之意,不言自明。

  很显然,范仲淹是以一种复杂微妙的心态来写作此文的:一方面,他满怀激情,赞扬严光,全篇以光武与严光对举相始终,一气贯通,有发挥,有咏叹,最后以歌作结,以新安秀丽的山水颂扬先生之风,笔力确乎非同凡响。而另一方面,他又是在无限憧憬地追念光武之德政,进而提出“有功名教”的政治主张,认为贤人的出现与明君在位不无关系。可见他之所以祀先生,不特颂扬先生之风,而更在于期待有圣明之世的出现,使得“贪者廉,懦者立”,天下的仁人得以一展其雄才大略。全文笔力雄健,结构精严,其中结句“云山苍苍,江水泱泱。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”,足以概括出严先生的高风亮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