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谏太宗十思疏》原文是什么?应该如何理解?

  谏太宗十思疏

  魏征 〔唐代〕

  臣闻求木之长者,必固其根本;欲流之远者,必浚其泉源;思国之安者,必积其德义。源不深而望流之远,根不固而求木之长,德不厚而思国之理,臣虽下愚,知其不可,而况于明哲乎!人君当神器之重,居域中之大,将崇极天之峻,永保无疆之休。不念居安思危,戒奢以俭,德不处其厚,情不胜其欲,斯亦伐根以求木茂,塞源而欲流长者也。(思国之理 一作:思国之治)

  凡百元首,承天景命,莫不殷忧而道著,功成而德衰。有善始者实繁,能克终者盖寡。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?昔取之而有余,今守之而不足,何也?夫在殷忧,必竭诚以待下;既得志,则纵情以傲物。竭诚则胡越为一体,傲物则骨肉为行路。虽董之以严刑,振之以威怒,终苟免而不怀仁,貌恭而不心服。怨不在大,可畏惟人;载舟覆舟,所宜深慎;奔车朽索,其可忽乎!(胡越 一作:吴越)

  君人者,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,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,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,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,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,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,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,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,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,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。总此十思,弘兹九德,简能而任之,择善而从之,则智者尽其谋,勇者竭其力,仁者播其惠,信者效其忠。文武争驰,在君无事,可以尽豫游之乐,可以养松乔之寿,鸣琴垂拱,不言而化。何必劳神苦思,代下司职,役聪明之耳目,亏无为之大道哉!(想谗邪 一作:惧谗邪;弘兹 一作:宏兹;在君 一作:君臣)

  译文

  我听说想要树木长得好,一定要使它的根牢固;想要泉水流得远,一定要疏通它的源泉;想要国家安定,一定要厚积道德仁义。源泉不深却希望泉水流得远,根系不牢固却想要树木生长得高,道德不深厚却想要国家安定,微臣虽然愚笨,(也)知道这是不可能的,更何况(您这)聪明睿智(的人)呢!国君处于皇帝的重要位置,在天地间尊大,就要推崇皇权的高峻,永远保持政权的平和美好。如果不在安逸的环境中想着危难,戒奢侈而行节俭,道德不能保持宽厚,性情不能克服欲望,这也如同挖断树根却想要树木长得茂盛,堵塞源泉却想要泉水流得远一样啊!

  (古代)所有的帝王,承受了上天赋予的重大使命,他们没有一个不为国家深切地忧虑而且治理成效显著的,但一旦功业建成就德性衰减。国君开头做得好的实在很多,能够坚持到底的大概很少。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困难吗?当初取得天下时才能有余,现在守天下就显得才能不足,什么原因呢?因为处在深重的忧虑之中,一定能竭尽诚心来对待臣民。成功之后,就放纵自己的性情来傲视别人。竭尽诚心,就会使敌对的势力和自己联合;傲视别人,就会使亲人成为陌路之人。即使用严酷的刑罚来督责(人们),用威风怒气来吓唬(人们),人们最终只求苟且免于刑罚而不怀念感激国君的仁德,表面上恭敬但在心里不服气。(臣民)对国君的怨恨不在大小,可怕的只是百姓的力量;(他们像水一样)能够负载船只,也能颠覆船只,这是应当深切谨慎的。用腐烂的绳索驾驭疾驰的马车,这样可以忽视不理吗?

  统治天下的人,如果真的能够做到一见到能引起(自己)喜好的东西就要想到用知足来自我克制,将要兴建什么就要想到适可而止来使百姓安定,想到帝位高高在上就想到要谦虚并加强自我约束,害怕骄傲自满就想到要像江海那样能够(处于)众多河流的下游,喜爱狩猎就想到网三面留一面,担心意志松懈就想到(做事)要慎始慎终,担心(言路)不通受蒙蔽就想到虚心采纳臣下的意见,考虑到(朝中可能会出现)谗佞奸邪就想到使自身端正(才能)罢黜奸邪,施加恩泽就要考虑到不要因为一时高兴而奖赏不当,动用刑罚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发怒而滥用刑罚。全面做到这十件应该深思的事,弘扬这九种美德,选拔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,挑选好的意见而听从它。那么有智慧的人就能充分献出他的谋略,勇敢的人就能完全使出他的力量,仁爱的人就能散播他的恩惠,诚信的人就能献出他的忠诚。文臣武将争先恐后前来效力,国君没有大事烦扰,可以尽情享受出游的快乐,可以颐养得像赤松子与王子乔那样长寿,皇上弹着琴垂衣拱手就能治理好天下,不用再说什么,天下人就已经都有教化了。为什么一定要(自己)劳神费思,代替臣下管理职事,役使自己灵敏、明亮的耳、眼,减损顺其自然就能治理好天下的大道理呢!

  赏析

  《旧唐书》曾赞扬魏征的奏疏“可为万代王者法”。对于魏征这篇奏疏,唐太宗非常重视,说它是“言穷切至”,使得自己“披览亡倦,每达宵分”。他还曾使用“载舟覆舟”的比喻来训戒太子。宋、明、清三代的一些君主,也经常拜读这篇奏疏,用以规戒自己。由此可见它在封建时代的重要意义。即使到了现代,文中“居安思危,戒奢以俭”的观点,也仍有值得借鉴的意义。

  这篇奏疏,在写作上很有其特色,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。文章根据唐太宗在取得巨大政绩之后,逐渐骄傲自满,生活日趋奢靡地情况,指出了他“不念居安思危,戒奢以俭”,“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”,不可以“竭诚以待下”,必然会使“骨肉为行路”,最后导致至亲疏远,君臣解体,离心离德,难于保守天下。奏疏不仅把“不念居安思危,戒奢以俭”的危害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,而且还对症下药,提出“十思”的措施,既明确具体,又实用而不空泛,针对性很强。

  奏疏从头至尾,多用骈偶,或相对为文,或排比论述,辞工文畅,音律和谐,铿锵成韵,读来如觉连珠滚动,文章一气呵成,论述步步为营,气势雄健有力,警示振聋发聩。

  《谏太宗十思疏》是唐朝著名谏议大夫魏征写给唐太宗的一篇奏疏。唐太宗即位初期,因隋鉴不远,故能励精图治。随着功业日隆,生活渐加奢靡,“喜闻顺旨之说”,“不悦逆耳之言”。魏征以此为忧,多次上疏切谏,本文是其中的一篇。文章先以比喻开篇,通过成败得失的比较推论,归结到“可畏惟人” ,指出了争取人心的重要性。在这篇文章中,魏征紧扣“思国之安者,必积其德义”,规劝唐太宗在政治上要慎始敬终,虚心纳下,赏罚公正;用人时要知人善任,简能择善;生活上要崇尚节俭,不轻用民力。这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,其主题是在于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,君王必须努力积聚德义,具体提出了居安思危,戒奢以俭等十个建议。写得语重心长,剀切深厚。

  魏征敢于直谏,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道,强调“兼听则明,偏信则暗”,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“贞观之治”起了重大作用。而全文主要阐明的是为人君必须“居安思危,戒奢以俭”的主旨。《谏太宗十思疏》的精神,主要是规劝唐太宗在“贞观之治”取得成就以后,仍要牢记隋亡的教训,“居安思危,戒奢以俭”,“善始”、“克终”,以“积其德义”,使国家达到到长治久安的局面。

  《古文观止》评价:通篇只重一“思”字,却要从道义上看出,世主何尝不劳神苦思,但所思不在德义,则反不如不用思者之为德也。魏公十思之论,剀切深厚可与三代谟、诰并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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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魏征这篇谏疏是规劝唐太宗要“居安思危,戒奢以俭”的。文章第—段即开宗明义,用树木、河流作比,说明“居安思危,戒奢以俭”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。第二段分析“取易守难”的道理,并从“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,既得志,则纵情以傲物”入手,得出守成之君“所宜深慎”的结论,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。第三段提出“十思”的具体内容。所谓“十思”,归纳起来,即戒奢安民、思危反满、宽容仁慈、慎始善终、虚心纳言、拒邪黜奸、刑赏以法。

  以“固本思源”为喻,说明“居安思危,戒奢以俭”的重要性。

  开篇并没有直接提出“十思”的内容,而是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打开话题。“臣闻”的口气不卑不亢,令人警醒。先从正面说,用比喻推理(“求木之长者,必固其根本;欲流之远者,必浚其泉源”)引出正题:“思国之安者,必积其德义。”三个排比句,两个作比喻,一个明事理,浅显易懂,不容置疑。再从反面申述:“源不深而望流之远,根不固而求木之长,德不厚而望国之治,虽在下愚,知其不可,而况于明哲乎?”这样就加重了强调意味。反问的一句,差不多带有“挑衅”口吻,正是“忠言逆耳”之处。接着,进一步明确指出,“人君”地位高,责任重大,如果“不念居安思危,戒奢以俭”,要想国家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,如同“伐根以求木茂,塞源而欲流长”一样荒诞。这一段的结尾,照应前面,又充分利用了“木”与“水”的比喻。

  总结历史经验,并从创业守成、人心向背等方面论述“居安思危”的道理。“凡百元首,承天景命,善始者始繁,克终者盖寡。”开头几句,寥寥数语,就概括了历代君主能创业不能守成的普遍规律,这虽说是人之常情,但要“思国之安”,就必须以理性去克服它。接下来,作者以“岂取之易守之难乎”设问,引出更为具体的分析论证,指出“殷忧”与“得志”的不同心态:殷忧,则竭诚待人;得志,则纵情傲物。而“竭诚则吴越为一体,傲物则骨肉为行路”,对人的态度不同,其结果反差强烈,这说明能否恭俭下人是事业成败的关键。如果失去了民心,即使动用严刑也无济于事。“怨不在大,可畏惟人;载舟覆舟,所宜深慎”,这里借鉴古人的论述,将君和民的关系比作水与舟的关系,发人深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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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提出“居安思危”的具体做法,即“十思”。“十思”的核心内容是正己安人,但具体又有所侧重。“将有作,则思知止以安人”,这两条是戒奢侈,如喜好器物美色,大兴土木,劳民伤财等;“念高危,则思谦冲而自牧;惧满盈,则思江海下百川”,这两条是戒骄戒躁,劝皇帝要恪守职分,不骄不躁,虚怀若谷,从谏如流;“乐盘游,则思三驱以为度”,是劝皇帝不要放任自己的欲望,要持之有度;“忧懈怠,则思慎始而敬终”,是劝皇帝勤勉政事,处置谨慎,不要怠惰;“虑壅蔽,则思虚心以纳下”,是说“兼听则明”,放低身段,多听取臣下的意见;“惧谗邪,则思正身以黜恶”,是说“偏听则暗”,自己有倾向直臣,罢黜小人;“恩所加,则思无因喜以谬赏;罚所及,则思无以怒而滥刑”,是说赏罚要按国家尺度实行,不因喜怒而有所偏颇。“十思”就是十条劝戒,语语坦诚,字字惊心。文章最后从正面论述做到“十思”的好处,描绘出“垂拱而治”的政治理想。从用人,纳谏,赏罚,多方来讲、其中提到的“简能而任之,择善而从之”,即“用人”“纳谏”策略,实际上成为初唐的治国方略,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“贞观之治”。

  唐太宗李世民跟随其父亲李渊反隋时作战勇敢,生活俭朴,颇有作为。公元627年李世民即位,改元贞观。在贞观初年,他借鉴隋炀帝覆亡的教训,进一步保持了节俭、谨慎的作风,实行了不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。经过十几年的治理,经济得到发展,百姓生活也富裕起来,加上边防巩固,内外无事,唐太宗逐渐骄奢忘本,大修庙宇宫殿,广求珍宝,四处巡游,劳民伤财。魏征对此极为忧虑,他清醒地看到了繁荣昌盛的后面隐藏着危机,在贞观十一年(637)的三月到七月,“频上四疏,以陈得失”,《谏太宗十思疏》就是其中第二疏,因此也称“论时政第二疏”。唐太宗看了猛然警醒,写了《答魏征手诏》,表示从谏改过。这篇文章被太宗置于案头,奉为座右铭。贞观十三年,魏征又上《十渐不克终疏》,直指太宗十个方面行为不如初期谨慎,被太宗书于屏风之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