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管子》 管仲及门徒 著 　　《管子》是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，内容很博大，大约成书于战国(前475～前221)时代至秦汉时期，内容很庞杂，包括法家、儒家、道家、阴阳家、名家、兵家和农家的观点，刘向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其列为道家著作，当时有86篇﹐今本实存76篇﹐其馀10篇仅存目录。《管子》一书的思想，是中国先秦时期政治家治国、平天下的大经大法。

管子·侈靡

　　问曰：“古之时与今之时同乎？”曰：“同。”“其人同乎？不同乎？”曰：“不同。”可与？政其诛。俈尧之时，混吾之美在下，其道非独出人也。山不童而用赡，泽不獘而养足。耕以自养，以其余应良天子，故平。牛马之牧不相及，人民之俗不相知，不出百里而来足，故卿而不理，静也。其狱一踦腓一踦屦而当死。今周公断指满稽，断首满稽，断足满稽，而死民不服，非人性也，敝也。地重人载，毁敝而养不足，事末作而民兴之；是以下名而上实也，圣人者，省诸本而游诸乐，大昏也，博夜也。

　　问曰：“兴时化若何？”莫善于侈靡；贱有实，敬无用，则人可刑也。故贱粟米而如敬珠玉，好礼乐而如贱事业。本之殆也，珠者阴之阳也，故胜火。玉者阴之阴也，故胜水。其化如神。故天子臧珠玉，诸侯臧金石，大夫畜狗马，百姓臧布帛。不然，则强者能守之，智者能牧之，贱所贵而贵所贱。不然，鳏寡独老不与得焉，均之始也。

　　政与教庸急？管子曰：夫政教相似而殊方，若夫教者，标然若秋云之远，动人心之悲；蔼然若夏之静云，乃及人之体，□然若謞之静。动人意以怨，荡荡若流水，使人思之。人所生往，教之始也，身必备之。辟之若秋云之始见，贤者不肖者化焉。敬而待之，爱而使之，若樊神山祭之。贤者少。不肖者多。使其贤，不肖恶得不化。今夫政则少则，若夫成形之征者也，去则少可使人乎。

　　用贫与富，何如而可，曰：甚富不可使，甚贫不知耻，水平而不流，无源则遫竭，云平而雨不甚，无委云，雨则遫已。政平而无威，则不行。爱而无亲则流。亲左有用，无用则辟之，若相为有兆怨。上短下长，无度而用，则危本不称。

　　而祀谭次祖，犯诅渝盟伤言。敬祖祢，尊始也。齐约之信，论行也。尊天地之理，所以论威也。薄德之君之府囊也。必因成形而论于人，此政行也，可以王乎？

　　请问用之若何？必辨于天地之道，然后功名可以殖。辨于地利，而民可富。通于侈靡，而士可戚。君亲自好事，强以立断，仁以好任。人君寿以政年，百姓不夭厉，六畜鞍育，五谷鞍熟，然后民力可得用。邻国之君俱不贤，然后得王。

　　俱贤若何？曰：忽然易卿而移，忽然易事而化，变而足以成名。承獘而民劝之，慈种而民富，应言待感，与物俱长，故日月之明，应风雨而种。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，斯民之良也，不有而丑天地，非天子之事也。民变而不能变，是棁之傅革，有革而不能革，不可服。民死信，诸侯死化。

　　请问诸侯之化獘，獘也者，家也。家也者，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。吾君长来猎君长虎豹之皮用。功力之君上金玉币，好战之君上甲兵。甲兵之本，必先于田宅。今吾君战，则请行民之所重。

　　饮食者也，侈乐者也，民之所愿也，足其所欲，赡其所愿，则能用之耳。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，饮野水，庸能用之？伤心者不可以致功。故尝至味，而罢至乐。而雕卵然后瀹之，雕橑然后爨之。丹沙之穴不塞，则商贾不处。富者靡之，贫者为之，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，独自为也，为之畜化。

　　用其臣者，予而夺之，使而辍之，徒以而富之，父系而伏之，予虚爵而骄之。收其春秋之时而消之，有集礼我而居之。时举其强者以誉之。强而可使服事。辩以辩辞，智以招请，廉以摽人，坚强以乘六，广其德以轻上，位不能使之而流徙，此谓国亡之郤。故法而守常，尊礼而变俗，上信而贱文，好缘而好駔，此谓成国之法也。为国者，反民性，然后可以与民戚，民欲佚，而教以劳。民欲生，而教以死。劳教定而国富，死教定而威行。

　　圣人者，阴阳理，故平外而险中；故信其情者伤其神，美其质者伤其文，化之美者应其名，变其美者应其时，不能兆其端者菑及之。故缘地之利，承从天之指，辱举其死，开国闭辱，知其缘地之利者，所以参天地之吉纲也；承从天之指者，动必明。辱举其死者，与其失人同公事，则道必行。开其国门者，玩之以善言。柰其斝辱，知神次者，操牺牲与其珪璧，以执其斝。家小害，以小胜大。员其中，辰其外。而复畏强，长其虚，而物正以视其中情。

　　公曰：国门则塞，百姓谁敢敖，胡以备之？择天下之所宥，择鬼之所当，择人天之所戴，而前付其身，此所以安之也。强与短而立，齐国之若何？高予之名而举之，重予之官而危之，因责其能以随之，犹傶则疏之，毋使人图之，犹疏则数之，毋使人曲之，此所以为之也。

　　大有臣甚大，将反为害，吾欲优患除害，将小能察大，为之奈何？潭根之毋伐，固蒂之毋乂，深黎之毋涸，不仪之毋助，章明之毋灭，生荣之毋失。十言者不胜此一，虽凶必吉，故平以满。

　　无事而总，以待有事，而为之若何？积者立余日而侈，美车马而驰，多酒醴而靡，千岁毋出食，此谓本事。县人有主，人此治用，然而不治，积之市，一人积之下，一人积之上，此谓利无常。百姓无宝，以利为首。一上一下，唯利所处。利然后能通，通然后成国。利静而不化，观其所出，从而移之。

　　视其不可使，因以为民等。择其好名，因使长民；好而不已，是以为国纪。功未成者，不可以独名；事未道者，不可以言名。成功然后可以独名，事道然后可以言名，然后可以承致酢。

　　先其士者之为自犯，后其民者之为自赡。轻国位者国必败，疏贵戚者谋将泄。毋仕异国之人，是为失经。毋数变易，是为败成。大臣得罪，勿出封外，是为漏情。毋数据大臣之家而饮酒，是为使国大消。三尧在，臧于县，返于连，比若是者，必从是儡亡乎！辟之若尊觯，未胜其本，亡流而下不平。令苟下不治，高下者不足以相待，此谓杀。

　　事立而坏，何也？兵远而畏，何也？民已聚而散，何也？辍安而危，何也？功成而不信者，殆；兵强而无义者，残；不谨于附近而欲求远者，兵不信。略近臣合于其远者，立。亡国之起，毁国之族，则兵远而不畏。国小而修大，仁而不利，犹有争名者，累哉是也！乐聚之力，以兼人之强，以待其害，虽聚必散。大王不恃众而自恃，百姓自聚；供而后利之，成而无害。疏戚而好外，企以仁而谋泄，贱寡而好大，此所以危。

　　众而约，实取而言让，行阴而言阳，利人之有祸，言人之无患，吾欲独有是，若何？是故之时，陈财之道可以行。今也利散而民察，必放之身然后行。公曰：谓何？长丧以毁其时，重送葬以起身财，一亲往，一亲来，所以合亲也。此谓众约。问，用之若何？巨瘗堷，所以使贫民也；美垄墓，所以使文明也；巨棺椁，所以起木工也；多衣衾，所以起女工也。犹不尽，故有次浮也，有差樊，有瘗藏。作此相食，然后民相利，守战之备合矣。

　　乡殊俗，国异礼，则民不流矣；不同法，则民不困；乡丘老不通睹，诛流散，则人不眺安乡乐宅，享祭而讴吟称号者皆诛，所以留民俗也。断方井田之数，乘马甸之众，制之。陵溪立鬼神而谨祭。皆以能别以为食数，示重本也。

　　故地广千里者，禄重而祭尊。其君无余地与他若一者，从而艾之。君始者艾若一者，从乎杀。与于杀若，一者从者艾若一者，从于杀。与于杀若，一者从无封始，王者上事，霸者生功，言重本。是为十禺，分免而不争，言先人而自后也。

　　官礼之司，昭穆之离先后功器事之治，尊鬼而守故；战事之任，高功而下死；本事，食功而省利；劝臣，上义而不能与小利。五官者，人争其职，然后君闻。

　　祭之，时上贤者也，故君臣掌。君臣掌则上下均，此以知上贤无益也，其亡兹适。上贤者亡，而役贤者昌。上义以禁暴，尊祖以敬祖，聚宗以朝杀，示不轻为主也。载祭明置，高子闻之，以告中寝诸子，中寝诸子告寡人，舍朝不鼎馈，中寝诸子告宫中女子曰，公将有行，故不送公，公言无行，女安闻之，曰：闻之中寝诸子，索中寝诸子而问之，寡人无行，女安闻之，吾闻之先人，诸侯舍于朝不鼎馈者，非有外事，必有内忧。公曰：吾不欲与汝及若。女言至焉，不得毋与女及若言，吾欲致诸侯，诸侯不至若何哉？女子不辩于致诸侯，自吾不为污杀之事人，布织不可得而衣，故虽有圣人恶用之。

　　能摩故道新道，定国家，然后化时乎？国贫而鄙富，苴美于朝市国；国富而鄙贫，莫尽如市。市也者，劝也。劝者，所以起。本善而末事起。不侈，本事不得立。

　　贤举能不可得，恶得伐不服？用百夫无长，不可临也；干乘有道，不可修也。夫纣在上，恶得伐不得？钧则战，守则攻，百盖无筑，千聚无社，谓之陋，一举而取。天下有一事之时也，万诸侯钧，万民无听，上位不能为功更制，其能王乎？

　　缘故修法，以政治道，则约杀子吾君，故取夷吾谓替。公曰：何若？对曰：以同。其日久临，可立而待。鬼神不明，囊橐之食无报，明厚德也。沈浮，示轻财也。先立象而定期，则民从之；故为祷朝缕绵，明轻财而重名。公曰：同临？所谓同者，其以先后智渝者也。钧同财争，依则说，十则从服，万则化。成功而不能识，而民期然后，成形而更名，则临矣。

　　请问为边若何？对曰：夫边日变，不可以常知观也。民未始变而是变，是为自乱。请问诸边而参其乱，任之以事，因其谋。方百里之地，树表相望者，丈夫走祸，妇人备食，内外相备。春秋一日，败曰千金，称本而动。候人不可重也，唯交于上，能必于边之辞。行人可不有私，不有私，所以为内因也。使能者有主，矣而内事。

　　万世之国，必有万世之实。必因天地之道，无使其内使其外，使其小毋使其大。弃其国宝使其大，贵一与而圣；称其宝使其小，可以为道。能则专，专则佚。椽能逾，则椽于逾。能宫，则不守而不散。众能，伯；不然，将见对。

　　君子者，勉于糺人者也，非见糺者也。故轻者轻，重者重，前后不慈。凡轻者操实也，以轻则可使；重不可起轻，轻重有齐。重以为国，轻以为死。毋全禄，贫国而用不足；毋全赏，好德恶亡使常。

　　请问先合于天下而无私怨，犯强而无私害，为之若何？对曰：国虽强，令必忠以义；国虽弱，令必敬以哀。强弱不犯，则人欲听矣。先人而自后而无以为仁也，加功于人而勿得，所橐者远矣，所争者外矣。明无私交，则无内怨；与大则胜，私交众则怨杀。

　　夷吾也，如以予人财者，不如毋夺时；如以予人食者，不如毋夺其事，此谓无外内之患。事故也，君臣之际也；礼义者，人君之神也。且君臣之属，也；亲戚之爱，性也。使君亲之察同索，属故也。使人君不安者，属际也，不可不谨也。

　　贤不可威，能不可留，杜事之于前，易也。水鼎之汩也，人聚之；壤地之美也，人死之。若江湖之大也，求珠贝者，不令也。逐神而远热，交觯者不处，兄遗利夫！事左中国之人，观危国过君而弋其能者，岂不几于危社主哉！

　　利不可法，故民流；神不可法，故事之。天地不可留，故动，化故从新。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，得人者卑而不可胜。是故圣人重之，人君重之。故至贞生至信，至言往至绞。生至自有道，不务以文胜情，不务以多胜少，不动则望有廧，旬身行。

　　法制度量，王者典器也；执故义道，畏变也。天地若夫神之动。化变者也，天地之极也。能与化起而王用，则不可以道山也。仁者善用，智者善用，非其人，则与神往矣。

　　衣食之于人也，不可以一日违也，亲戚可以时大也。是故圣人万民艰处而立焉。人死则易云，生则难合也。故一为赏，再为常，三为固然。其小行之则俗也，久之则礼义。故无使下当上必行之，然后移商人于国，非用人也，不择乡而处，不择君而使，出则从利，入则不守。国之山林也，则而利之。市塵之所及，二依其本。故上侈而下靡，而君臣相上下相亲，则君臣之财不私藏。然则贪动枳而得食矣。徙邑移市，亦为数一。

　　问曰：多贤可云？对曰：鱼鳖之不食咡者，不出其渊；树木之胜霜雪者，不听于天；士能自治者，不从圣人，岂云哉？夷吾之闻之也，不欲，强能不服，智而不牧。若旬虚期于月，津若出于一，明然，则可以虚矣。故阨其道而薄其所予，则士云矣。不择人而予之，谓之好人；不择人而取之，谓之好利。审此两者，以为处行，则云矣。

　　不方之政，不可以为国；曲静之言，不可以为道。节时于政，与时往矣。不动以为道，齐以为行，避世之道，不可以进取。

　　阳者进谋，几者应感，再杀则齐，然后运可请也。对曰：夫运谋者，天地之虚满也，合离也，春秋冬夏之胜也，然有知强弱之所尤，然后应诸侯取交，故知安危国之所存。以时事天，以天事神，以神事鬼，故国无罪而君寿，而民不杀智运谋而杂橐刃焉。

　　其满为感，其虚为亡，满虚之合，有时而为实，时而为动。地阳时贷，其冬厚则夏热，其阳厚则阴寒。是故王者谨于日至，故知虚满之所在，以为政令。已杀生，其合而未散，可以决事。将合，可以禺其随行以为兵，分其多少以为曲政。

　　请问形有时而变乎？对曰：阴阳之分定，则甘苦之草生也。从其宜，则酸咸和焉，而形色定焉，以为声乐。夫阴阳进退，满虚亡时，其散合可以视岁。唯圣人不为岁，能知满虚，夺余满，补不足，以通政事，以赡民常。地之变气，应其所出；水之变气，应之以精，受之以豫；天之变气，应之以正。且夫天地精气有五，不必为沮，其亟而反，其重陔动毁之进退，即此数之难得者也，此形之时变也。

　　沮平气之阳，若如辞静。余气之潜然而动，爱气之潜然而哀，胡得而治动？对曰：得之衰时，位而观之，佁美然后有辉。修之心，其杀以相待，故有满虚哀乐之气也。故书之帝八，神农不与存，为其无位，不能相用。

　　问：运之合满安臧？二十岁而可广，十二岁而聂广，百岁伤神。周郑之礼移矣，则周律之废矣，则中国之草木有移于不通之野者。然则人君声服变矣，则臣有依驷之禄，妇人为政，铁之重反旅金。而声好下曲，食好咸苦，则人君日退。亟则溪陵山谷之神之祭更，应国之称号亦更矣。

　　视之示变，观之风气。古之祭，有时而星，有时而星熺，有时而熰，有时而朐。鼠应广之实，阴阳之数也。华若落之名，祭之号也。是故天子之为国，图具其树物也。

管子侈靡译文

　　桓公问道：“古今的天时相同么？”管仲回答说：“相同。”“那么。人事是否相同呢？”回答说：“不同。”这可表现在政与刑两个方面。早在帝喾、帝尧的时代，昆吾山的美金埋藏在地下都无人开采。他并非用了什么出人头地的办法。因为那时山上的林木不用采伐光人们就可以够用，河中的水产还未打捞完人们就可以够吃。人们耕以自养。用所余的供应天子，所以天下太平。人们放牧牛马都互不相遇，习俗也互不相知，不出百里就可以满足各项需要，所以有公卿而无需办事、生活是平静的。那时的罪刑，使犯罪者一脚穿草鞋一脚穿常履就可以代替死刑。然而现今的周公时代，断指、断足和断头积满台阶，被处死的人们还是不服从。这并不是人性不怕死，而是极度贫困的原故。土地贵重，人口增多，生活破败贫困而且食养不足。发展了奢侈性的工商末业，人民生活才振兴起来，这是不重虚名而注重实际的措施。圣明的君主，观察研究农业生产的情况而发展游乐事业，甚至整日整夜地进行。”　　　桓公接着发问说：“如何根据时代不同而改变政策呢？”回答说：“最好的办法是发展侈靡消费。”不看重“有实”之物，而看重“无用”之物，可以使国人就范而服从管教。这就是说，不看重粮食而着重珠玉，提倡礼乐制度而看轻生产事业，就是发展农业的开始。珠，是阴中之阳，所以胜过火；玉是阳中之阴，所以胜过水。它们都是变化如神的。因此，天子必须贮备作为货币的珠玉，至于诸侯则是贮备钟声等乐器，大夫则是贮备狗马等玩物，百姓则是贮备布帛等物资。不然的话，强有力者将占有珠玉，智而黠者将操纵珠玉，市场物价就会波动；不然的话，鳏寡独老之人也就不得生计了。　　　都是重要措施，政令与教化哪个最为急需呢？管仲说：政令与教化相似而方法不同。教化，好象秋云的高远，能激起人的悲心；又好象夏天的静云，能浸及人的身体；深造得好象皓月的寂静，激动着人的怨思；平易如流水，使人思念又令人神往。教化的开始，必须是在上者以身作则，就如同秋云在上空出现，无论贤者、不肖者都同时感化。严肃地对待人们，挚爱地使用人们，就象在神山上筑起篱笆祭神的气氛一样，贤人虽少，不肖者虽多，但教化使人转贤，不肖者怎么能不变化呢？至于政令，则与此稍有不同。它是以强力和刑罚为其特征的。没有这点，政令对人们还能略加驱使么？　　　如何使用贫者和富者呢？回答说：人太富了，不好使用，太穷则不知羞耻。水平则不流，没有泉源，水很快枯竭；云平则无大雨，没有稠云，雨就很快停止；政令也是只平和而没有权威，它就不能贯彻了。用人只泛爱而不分亲疏，则流于一般。但只亲左右近臣，进用无用之材，就好比以盲导盲，必然使人生怨。重其短而弃其长，无法度(原则)用人，则是危害国家根本的。　　　不称其位而主持祭礼，是欺骗先祖。触犯盟誓和背弃盟约，则有伤信言。敬祖先是尊重根本。守盟约是讲求德行。提倡天地尊卑的道理，是为了明示权威。薄德，是人群的败类。必须以威刑晓谕国人，这才是为政之道。　　　怎样才可以成就王业？请问其做法如何？必须明白天地事物的规律，然后才可以发展功业与名声。懂得地利，可以使人民富有；懂得侈靡消费，可以团结士人。人君须亲理大事，强明果断，而仁爱用人。还必须祈祷丰年，使百姓无灾疫，六畜繁育，五谷丰熟，然后，民力就可以调动起来。在邻国之君都不贤的条件下，这样就可以成就王业了。　　　若是邻国之君都很贤明又将如何呢？回答说：或者迅速改换大臣，或者迅速改革政事，肯改变就可以成就功名，拯救弊政则人民鼓舞，发展农业则人民富裕；适应天时的变化，顺应万物的生长；象日月放出光明，象风雨起降合宜，如天之覆，如地之载，具备这些条件，就是人民爱戴的君长。没有这些业绩而硬要比配天地，就不是天子当为之事了。人民思变而不能适应变革，就好比木头外面包一层皮革，叫作有皮革而不能变革，那是不会悦服并取信于人民的。　　　各国诸侯都保有财货，请问各国诸侯的货币情况如何？货币，是表示物价的。物价是依据人们对该物的重视程度而定的。我们国君若重视打猎，就重视虎豹的皮张。耗用功力的国君，重视金玉的货币。好战的国君，重视盔甲和兵器；而甲兵的来源，又首先在于田宅。现在我们国君要从事战争，就要举办人民所重视的事情。　　　饮食、侈乐是人民的愿望，满足他们的欲求和愿望，就可以使用他们。假使只是让他们身披兽皮，头戴牛角，吃野草，喝野水，怎么能够使用他们呢？心情不舒畅的人是做不好工作的。所以，要提倡吃最好的饮食，听最好的音乐，把蛋品雕画了然后煮食，把木柴雕刻了然后焚烧。丹砂矿产的洞口不要堵塞，使商贾贩运不要呆滞。让富人奢侈消费，让穷人劳动就业。这样，百姓将安居乐业，百般振奋而有饭吃。这不是百姓可以单独做到的，需要在上者替他们蓄积财货。　　　使用臣下的方法应当是：有所赐又有所夺，有所任又有所免；既赐与人徒使其富有，又备有刑戮使其慑服；既赐与空头爵位骄纵他们，又收取春秋财税削弱他们；既采用繁杂的礼仪来限制他们，又经常标举精明强干的典型来表扬他们。对于精明强干的人，可因材任事：能言者用他做舌辩外交的工作，有智者用他做侦查性的工作，性行廉正者用他做监督人的工作。对于性行顽强而欺凌属下的人，无德而轻蔑上级的人，则不加使用而流徒外地，因为这些人都是亡国的祸因。巩固法制而遵守传统，提倡礼节而改革民俗，重信用而贱虚伪，好柔顺而嫌粗暴，这都是立国的原则。凡治理国家，先要违反人民的习性，然后才可以与民相亲。人民图安逸，偏要教之以劳动；人民贪生，偏要教之以殉死。“劳动教育”成功了，国家可以致富；“殉死教育”成功了，国家可以扬威。　　　圣明君主，更善于协调事物的矛盾，所以表面平易而内心要求严格。看起来，放任情性者伤其精神，修美质地者伤其文采，变化得最好的也必须合于名分，改革得最好的也必须应合时势发展：不能预见事物端倪者，是要遭灾的。因此，要顺应地利，服从天的意旨，厚祀祖先，开放国门，并且丰厚地祭告诸神。顺应地利，是因为可以参悟天地的规律；服从天的意旨，是因为保证行动方向明确；厚把祖先，是因为保持与先人同道：祭祀祖先合乎礼节，祖宗成法也必然实行；开放国门，是因为可以研讨外国的高明言论；丰厚地祭告诸神，是因为可以利用祭品，执杯酒而避小灾，这样以小胜大而加强其内部。至于发展到外面，还要威慑强者，旌表谦虚。这样，全社会都将归正，臣民坦示其内心而来。　　　桓公说：“国门阻塞，百姓喧噪不安，如何防备？”回答说：“选拔上天保佑、鬼神赐福、人民爱戴的人，付之以重任，就可以安定百姓了。”“如果良臣与劣臣同处齐国朝中，又将如何处理呢？”“可给以崇高的荣誉来表彰良臣，用重要职位来显异良臣，这是根据他们的才能来分别对待的。假使他是出身于亲族的，那就；要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免使人嫉妒陷害；假使他是出身于疏远的，那就要多多接近一些，免使：人挑拨冤枉。这都是用来保护良臣的措施。”　　　大臣的地位太高了，反容易受人谗害，我想消除这种祸患，以求得防患于未然，怎么办呢？这要象爱护古木一样，延深其根基而不去砍伐，加固其蒂蔓而不去割别，深犁其根土而不使枯竭，高育其树身而不加剪除，加强其日照而不使昏暗，帮助其生长繁茂而不使有所损伤。君主左右的进谗言者，不能胜过此六项保护措施之一，虽遇凶也必将化吉，所以是会安定而圆满的。　　　无事积财，以待有事，其做法应当是怎样的呢？积财者应拿出余粮大量消费，美饰车马尽情驰乐，多置酒醴尽情享用，这样一千年都不会讨口。因为这样做正是促进了农业生产。县的收入也有主持其事的，收取财物以满足需用，若不以此项满足需用，便放在市场上积累生利。但有时收入则愈积愈少，有时可愈积愈多，这叫作营利无常。老百姓别无什么宝物，只是把求利看得最重，上下奔波，唯利所趋。有财利然后能流通，有流通然后成立城市。假使财利呆滞而交易不畅，那就要查出原因，从而转移门路。　　　看到不堪使用的官员，就应该削职为民。选择其名声良好的，使用他为民之长；一贯地表现良好，即可为治国之人才了。功业未成的不可以独享名位，事业未治的不可以谈及名位。功成然后可以独享名位，事治然后可以谈及名位，这然后才可以享受祭肉的赐予。　　　事事把士大夫放在前面，是自己犯过错；事事把人民放在后面，是自己抹黑。看轻国位的君主，其国必败；疏远贵戚的君主，其谋必泄。不可用异国之人当官，那是背弃常规。不可朝令夕改，那将会败坏成业。大臣犯了罪，就不可使之出国，那将泄漏国家的内情。不可常在大臣家饮酒作乐，那将使国运大消；饮酒逍遥，荒亡流连，经常如是，国家就由此败亡了2好比一个酒器，上部大而底部小，酒既流失而底又不会平稳。一个国家法令下达而无效，上下的关系不能维持下去，这就叫作败亡。　　　事业建成而中途败坏，为什么？兵陈远地而不能威敌，为什么？百姓已经聚居而又逃散，为什么？安定之局中断而陷入危难，为什么？一个国家，功业刚有成就便不讲信用，是危险的；军队很强而不讲正义，是残暴的；不团结近国还想要征服远国，军队是没有威信的；再加上疏于近臣而亲于远者，这就会导致“事业建成而中途败坏了”。一个国家，失掉了治国的大臣，毁灭了国君的宗族，就会导致“兵陈远地而不能威敌了”。一个国家，自己本来很小而妄行大国之政，行一点仁政不见功效，还想同别国争名，简直是自．寻苦恼!但他还热衷于积聚武力妄想过人的强大，以致受害，这就会导致“百姓已经聚居而又逃散了”。当然，人君若亲民克己，百姓还是会归附聚居，奉献力量而利其治理，助成其功业而无所加害的。一个国家，疏于近亲而亲于外人，企慕仁政，但所谋又多泄露，轻视小事而好大喜功，这些都是“陷入危难”的原因。　　　本来多而表示少，实取于人而表示推让，行为诡秘而言语堂皇，利在人之有祸，唯恐人之无患，我的欲念竟存在这些东西，怎么办呢？这些致财之道，在古时尚可一行。现今财利散于下，从从察见，一定要实行放散资财的办法才行。桓公说：这是什么意思？使丧期长久以消磨富者的时间，使葬礼厚重以耗用富者的钱财，让他们亲往亲来，以借此增进和睦。这样也就相约成风了。桓公又问：具体做法如何？挖掘巨大的墓室，使穷人有工作做；装饰堂皇的墓地，使雕、画工匠有工作做；制造巨大的棺停，使木工发家；多用随葬的衣被，使女红得利。这还不够，还有各种祭奠包袱、各种仪仗与各种殉葬物品。用这些办法使贫者维持生活，然后使人民都被其利。无论国家的守战都可以搞好了。　　　尊重各乡不同的风俗和各城不同的礼节，人民就不会流动迁徒；实行不同的法度，人民就不会感到困窘；使各地区老死不相往来，并惩罚流散人口，人民就不会外逃。让人们安乡乐宅、祭神祭祖的颂词与称呼不求一致。也就是为了保留民俗的。确定并田的地数和军赋的多少。使之成为制度；在山陵溪涧立庙谨祭鬼神；对大小人等都能使之得到相应的衣食，这些都是表示重视农业生产的。　　　拥有千里土地的国君，臣下的俸禄自然丰厚而祭祀规格也高。至十没有剩余土地而只有荒地的围君，就只好进行开荒。处在开荒时期的国君。其禄赏与祭祀规格，自然应随着降低。被降低禄赏的臣下，与开荒口才期的国君一样，也随着逐级下降。最后被降低者。简直与没有封地的庶人—样。固然。。王者上事，霸者生功”这两句话说明重视土地生产是为了军事；但是．“分地而不争”这句话则是要求更应坚持先人后己的原则。　　　对于百官的管理。要先论功绩而后定名位；对十亲族序列及祭祀的管理，要尊重死者而严守祖宗旧法；对于战事的管理，要提倡立功而鄙视徒然送死；对于农业的管理。要酬赏实功而观察效益：对于劝勉臣下的管理。要注重大义而不与小利。这五种管理。可以使人们争尽其职。然后国君的名声远闻。　　　人君察问细事，是自恃贤能的表现。这样。将导致君臣共管细事。君臣共管则等于地位拉平。可见，君主自恃贤能是没有好处的，适足以造成危亡。人君自恃贤能者国亡，而使用贤能者国昌。倡导正义而禁止暴行。尊奉祖先而敬事祖先，团结同族而昭明等次。抓这些大事才表明不轻为一国之君。　　　(下文自“载祭明置”至“恶用之”一节，与“戒”篇重复；在此处前后皆不衔接，当为钳简。其内容大意参见《戒》篇之今译)　　　能揣摩旧办法与新办法。安定国家。然后按时代改变政策么？城市贫穷而农村富裕，没有比朝廷更实惠的；城市富裕而农村贫穷，没有比市场更繁荣的。市场，是一种鼓舞力量。鼓舞，是为厂发展。农业完善而工商末业也得到发展。不进行侈靡消费，农业生产就站不住脚。　　　得不到贤能之士，怎么能征伐不服之国呢？百人之众，而且没有头领。都不可轻易对待；干乘之国，并且治理有方，更不能妄加侵犯。象纣王那样的君主在上主政，怎么能征伐不服者呢？用兵。双方势均力敌则战，一方处于守势则攻。成百的房舍没有建筑，成千的村落没有神庙，这种情况就叫作“破败”。对这样的国家是可以一举而取的。在天下有事的时候，各国诸侯同起。万民无所适从，居上位者如不能创立功业，变革法制，还能够乘时统一天下么？　　　遵守旧法，修订新法，以匡正各国诸侯的治国之道，在这方面谁都不如我国的国君，因此需要我管仲代谋此事。桓公发问说：此事如何进行？管仲回答说：实行同化政策。用充分的时间监临管理，到时候就可以立见功效。桓公说，何谓监临管理？回答说，所谓同化政策，那是以先进后进之间才智超越为根据的。彼此才智相同者，自然争斗，但超过一倍则对方悦服，超过十倍则服从，超过万倍那就归化了。完成功业于不识不知之中，百姓都期待这样人立为君主，并且建立霸王之业而正名，这就完成监临管理的作用了。　　　请问应如何守护边疆？回答说：边事多变，不可用一般见识推断。边民本无变乱而采取应变措施，这叫作庸人自扰。要请教边地人们以了解变乱原因，要使他们任事并用其谋划。在方百里的土地上，在树立标志可以互见之处，男人疾辞应征，妇人准备饭食，内外都应当有所戒备。在春种秋收季节，战争一日。等于耗费千金，所以要衡量农业情况而动兵。侦察人员不可擅离岗位，要向上报告边情，一定要克尽守护边境的职守。外交人员可否怀有私心呢？当然不可。如有私心，就可能成为内奸。要使有才能的人主持此事，做好其分内工作。　　　传之万世的国家，必有传之万世的国宝。这国宝，就是坚决遵循天地的规律，勤于内政而不务向外侵略。谨小慎微而不务好大喜功。如果弃其国宝而向外侵略，则将脱离盟国而失败。发扬其国宝而谨小慎微，则可以实现其治国之道。对能臣就应当专任。专任能臣为上者可以逸而不劳。依靠能臣是愉快的，被依靠者也与之同样愉快。有能者为官，虽不管，事情也不会乱。能者多，国家可成霸业；不然,将适得其反。　　　人君，要善于使用臣民，而不要什么事情都自己去干。如果秤上轻的一方自管其轻，重的一方自管其重，前后就不会平衡。凡轻的一方都是可以操纵重物的。因为轻的秤锤可以运用，重的一方反不能操纵轻的秤锤，轻重之间是存在一定比例关系的。如果说重的一方是国家，那么，轻的一方就好比祭礼中神保的重要地位。人君在使用臣民时，俸禄要有所限制，否则，国贫而财用不足；赏赐不可普遍施行，防止把人君的好德务施流为平常的事情。　　　请问倡导联合天下而不因私结怨，反抗强暴而不因私害人怎样才能做到呢？回答说：对手如是强国，自己的辞令必须是诚恳而有道义；对手是弱国，自己的辞令也必须是恭敬而有感情。强、弱都不得罪，人们就愿意听从了。先人后己而不自夸为仁厚，加功于人而不自居为有德，那样，所包容的范围就会很大，所争取的领域也就很广阔了。表明自己是大公无私，没有特别的偏袒。别人便不至心怀怨恨。盟国多，就是胜利；偏袒多，就会因怨恨而引起杀伐。　　　我管仲的主张是：与其给人钱财，不如不耽误农时；与其给人饮食，不如不使他失业。这是防止产生内外忧患的力、法。忠敬是维持君臣关系的。礼仪是人君保有尊严的条件。君臣的关系靠道义，父母的情感是天性。使人君和父母的关系相同，必须靠君臣相敬。使人君不安的原因，是君臣互相戒备，这是不可不加以注意的。　　　对贤者不可威制。对能者不可淹滞不用，防患于未然，总是容易的。水源所流之地，人们都来聚居；土壤肥沃之处，人们都不肯离去。这就好象寻求珠贝的人不肯离开广大的江湖一样。在逐神仪式燃放火炬的时候，交杯酬饮者不肯稳坐不动，何况追逐遗利的人们呢？使举国人众策看危国过君强显其能，岂不接近于危害国家么？　　　利不可废，所以人们从事流通；神不可废，所以人们都来供奉。宇宙是不停留的，故经常变动而化故从新。得天助者，居高位不会倒台；得人心者，居低位也是不可战胜的。圣人和人君都重视这个道理。最真诚可以产生最大的信任，最信任可以产生最深的交谊。产生这些最高境界自然是有办法的；不讲求用花招掩盖真情，不讲求用贪多排斥精少，君子俨然不动，望者如墙，立身行事均平正直就是了。　　　法制度量是王者治国的准则和工具。坚持过时的仪法和道德，就是害伯变革。天地就好象神在那里推动着，变化，乃是天地的最大特征。能参与变化而善于运用变化的人，切不可中途停顿。仁者、智者都是善于运用变化的。不是这样的人，变化的良机就空自与神逝去了。　　　衣食对于人，不可能一日离开，父母兄弟却是终将失去的。所以圣人教导百姓节衣缩食以自立。人死易亲，活着则难投合。行赏之事，行一次人们看作“赏”，二交则看作常规，三次则看成当然的事情。小行则人们满意，久之则变成一般的礼法制度了。所以不要使下面的人视行赏为当然的事。在上者必须在行赏之后善于有所转移。 商人对于国家，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人。他们居处不挑选什么乡，事奉不挑选什么君主。他们卖出就是为了谋利，买进也不保守惜售。国家的山林资源，取过来就去营利，使国家的市场税收成倍增长。朝中上下都可以奢侈消费，君、臣、相上下相亲，君臣的财产都不会窖藏不动，这样贫民也就有工作而有饭吃了。此外，把有田邑的迁移入市，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。　　　桓公问道：如何与众贤亲近呢？回答说：不吃钓饵的鱼鳖，不出深水；不畏霜雪的树木，不怕天时；自己有办法的贤士，就不肯听从君主，还谈什么亲近呢？我管仲听说过，如果人无所求，用强力不能制服，用智巧不能治理，这就好象月亮的盈虚有定期，音乐的韵律有定式一样。懂得这一点，就可以处理好了。所以，控制发展出路而禄赏不使过厚，士人就来亲近了。不择人而给予禄赏叫作“空仁”；不择人而进行敛取，竭泽而渔，就叫作“空利”。明白这两条，并且作为行事准则，就可使人们亲近了。　　　不正确的政治措施，不能治国；局限于静止的理论，不能说明事物的道理。掌握好时代与政事的关系，就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了。把不动无为看作道，把所谓“齐”的思想看作“德”，这种消极避世主义，是谈不上进取的。　　　对于显明的事物，加以谋划；对于隐幽的事物，力求感应。经过一试再试而成功，然后就发展起来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回答说：关于运用谋划，由于掌握天地的盈虚与离合，理解春秋冬夏的交替，还了解各国强弱差别，然后再应合各国诸侯；取得交往经验，这样就知道国家安危的关健所在了。按照合宜的时节祭袍天，按照祭天的时节祭祀神，又按照祭神的时节祭祀鬼，这样国无灾荒、国君安寿，而黎民百姓免于瘟疫；再加上智者运用谋划，也就避免刀兵之祸了。　　　满是减弱的开始。虚是新生的开始，这种满虚结合的发展过程，有时表现为事物的实体，有时表现为运动。阴阳的运动是经常交替的，冬有极寒则夏热，阳气极厚则阴寒。所以王者极为注意冬至和夏至两个节令，由此了解虚、满的情况，据以确定政令，如已到深秋杀生的时节，天气聚合而不散，可以决行狱事。秋气将合的初秋时节，可以配合时势动静进行战争，考虑军力大小以安排军事活动。　　　请问物之形类有天时的灾变么？回答说：由阴阳的份量不同所定，就生出甘草和苦草。只有顺应四时所宜，才可以调和酸咸，确定形色，从而产生各种声调和音乐。关于阴阳的消长变化，其满与虚的时间，很难说定，但从它的分散与集合的现象上，可以看出年景的丰歉。只有圣人不为年景的丰歉所困，他可以夺余满，补不足，使政令得以贯彻，民用得以满足。地发现灾变之气，可在其出现之处祈祷解决；水发现灾变之气，要用精诚之心对待并需要预有所备；天发现灾变之气，则唯有坚守正道来对待。天地问运动的精气有五种，不应阻碍其气运之最旺盛者而反其动向。不过，人们审知它们的运动、毁灭、前进、后退等过程，就是很准办到的。这样，物之形类就出现天时性的灾变了。　　　正气的兴起受阻碍，如何制止静止的阻力？日的残余之气暗中思动，旧的隐蔽之气暗中哀怨，如何制止它们的蠢动？回答说：在主德既衰之时，就按照五德转移的依次来观察处理问题，相信而重视此理，就可以保持气运。因为修心立志，用五德相杀的道理来对待形势，那就有由满到虚和由哀到乐之气的出现。所以，经奢记载，古代帝王有八个，神农不在其中，这是因为他不在五德之位，不能用来参与五德终始的原故。　　　问：国家命运的全部奥秘何在？二十年而政权发展壮大，十二年而摄政之权发展壮大，但百年之后则令人伤心。周郑之礼仪改易了，而周朝的律法也破坏了，中国的文化英华被转移到落后地区。于是人君的声乐、服饰改变了，臣下可以有干乘的高禄，妇人可以主政，铁的介值高于青铜。而且听的喜欢下里巴人的曲周，吃的喜欢咸苦之味的饮食，由是人君地位日退。甚至溪陵山谷之神的祭法改变了，其应祭国家的称号也改变了。　　　要视察天象的变化，要观测风向与云气，古代的祭祀情况不同：有时祭来睛朗的天气，有寸祭来光明的日照，有时祭来高热，也有时祭来微温。收获有小有大，那是阴阳的定数决定的；名称有美有恶，那是用作祭祀标记的。因此，历朝天子主持国家，都谋求具有本朝特色的祭坛树木与本朝祭祀所用的服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