颜氏家训·杂艺篇

　　真草书迹，微须留意。江南谚云：“尺牍书疏，千里面目也”承晋宋馀俗，相与事之，故无顿狼狈者。吾幼承门业，加性爱重，所见法书亦多，而玩习功夫颇至，遂不能佳者，良由无分故也。然而此艺不须过精。夫巧者劳而智者忧，常为人所役使，更觉为累。韦仲将遗戒，深有以也。

　　王逸少风流才士，萧散名人，举世唯知其书，翻以能自蔽也。萧子云每叹曰：“吾著《齐书》，勒成一典，文章弘义，自谓可观，唯以笔迹得名，亦异事也。”王褒地胃清华，才学仇敏，后虽入关，亦被礼遇，犹以书工，崎岖碑碣＜间，辛苦笔砚之役，尝悔恨曰：“假使吾不知书，可不至今日邪？”以此观之，慎勿以书自命。虽然，廝猥之人，以能书拔擢者多矣。故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也。

　　梁氏秘阁散逸以来，吾见二王真草多矣，家中尝得十卷，方知陶隐居、阮交州、萧祭酒诸书，莫不得羲之之体，故是书之渊源。萧晚节所变，乃右军年少时法也。

　　晋宋以来，多能书者，故其时俗，递相染尚，所有部帙，楷正可观，不无俗字，非为大损。至梁天监之间，斯风未变。大同之末，讹替滋生，萧子云改易字体，邵陵王颁行伪字，朝野翕然，以为楷式，画虎不成，多所伤败。至为一字，唯见数点，或妄斟酌，逐便转移。尔后坟籍，略不可看。北朝丧乱之馀，书迹鄙陋，加以专辄造字，猥拙甚於江南，乃以“百”“念”为“忧”，“言”“反”为“变”，“不”“用”为“罢”，“追”“来”为“归”，”“更”“生”为“苏”，“先”“人”为“老”，如此非一，遍满经传。唯有姚元标工於楷隶，留心小学，后生师之者众，泊于齐末，秘书缮写，贤於往日多矣。

　　江南闾里间有《画书赋》，乃陶隐居弟子林道士所为。其人未甚识字，轻为轨则，托名贵师，世俗传信，后生颇为所误也。

　　画绘之工，亦为妙矣，自古名士，多或能之。吾家尝有梁元帝手画蝉雀白团扇及马图，亦难及也。武烈太子偏能写真，坐上宾客，随宜点染，即成数人，以问童孺，皆知姓名矣。萧贲、刘孝先、刘灵，并文学已外，复佳此法。玩阅古今，特可宝爱。若官未通显，每被公私使令，亦为狠役。吴县顾士端出身湘东王国待郎，后为镇南府刑狱参军，有子曰庭，西朝中书舍人，父子并有琴、书之艺，尤妙丹青，常被元帝所使，每怀羞恨。彭城刘岳，囊之子也，仕为骠骑府管记、平氏县令，才学快士，而画绝伦。后随武陵王入蜀，下牢之败，遂为陆护军画支江寺壁，与诸工巧杂处。向使三贤都不晓画，直运素业，岂见此耻乎？

　　孤矢之利，以威天下，先王所以现德择贤，亦济身之急务也。江南谓世之常射，以为“兵射”，冠冕儒生，多不习此。别有“博射”，弱弓长箭，施於准的，揖让升降，以行礼焉，防御寇难，了无所益，乱离之后，此术遂亡。河北文士，率晓“兵射”，非直葛洪一箭，已解追兵，三九宴集，常縻荣赐。虽然，要轻禽，截狡兽，不愿汝辈为之。

　　算术亦是六艺要事。自古儒士论天道。定律历者，智学通之。然可以兼明，不可以专业。江南此学殊少，唯范阳祖恒精之，位至南康太守。河北多晚此术。

　　医方之事，取妙极难，不劝汝曾以自命也。微解药性，小小和合，居家得以救急，亦为胜事，皇甫谧、殷仲堪则其人也。

　　《礼》曰：“君子无故不彻琴瑟。”古来名士，多所爱好。洎于梁初，衣冠子孙，不知琴者，号有所阙。大同以末，斯风顿尽。然而此乐音音雅致，有深味哉！今世曲解，虽变于古，犹足以畅神情也。唯不可令有称誉，见役勋贵，处之下坐，以取残杯冷炙之辱。戴安道犹遭之，况尔曹乎！

颜氏家训杂艺篇译文

  对於真书、草书等书法技艺，是要稍加留意的。江南俗谚说：“一尺书信，千里相见；一手好字，人的脸面。”今人继承了东晋刘家以来的习俗，都在这书法上用功学习，因此从没有在匆忙中弄得狼狈不堪的。我小时候受到家庭影响，加上本身也很爱好书法，所见到的书法字帖很多，而且临帖摹写也颇下功夫，可就是不能达到很高的造诣，确实是由於缺少天分的原因。然而这门技艺没必要学得太精深。否则就要能者多劳，智者多忧，常被人家役使，更感到累赘。魏代书法家韦仲将给儿孙留下“不要学书法”的训诫，是很有道理的。

  王羲之是位风流才子，潇洒不受约束的名人，所有的人都只知道他的书法，而其他方面特长反而都被掩盖了。萧子云常常感叹说：“我撰写了《齐书》刻印成一部典籍，书中的文章弘扬大义，我自以为很值得一看，可是到头来却只是因抄写得精妙，靠书法使我出了名，也真是怪事。”

  王褒出身高贵门第，才华横溢，文思敏捷，后来虽然到了北周，也依然得到礼遇。因为擅长书法，他常为人书写，困顿於碑碣之间，辛苦於笔砚之役，他曾后悔说：“假如我不会书法，可能不至於像今天这样劳碌吧？”由此看来，千万不要以精通书法而自命不凡。话虽如此，地位低下的人，因写得一手好字而被提拔的事例很多。所以说：道业不同的人，是不能互相谋划的。

  梁武帝秘阁珍藏的图书、字画散失以后，我见到了很多王羲之、王献之的真书、草书作品，家里也曾获得十卷。看了这些作品，才知道陶隐居、阮交州、萧祭酒等人的字，无不是学王羲之的字体格局，可见王羲之的字应是书法的渊源。萧祭酒晚年时的字有所变化，改变的就是转向王羲之年轻时所写的隶书。

  两晋、刘宋以来，人们大多通晓书法，所以一时形成了风气。在人们中互相产生了影响，所有的书籍文献都写得楷正可观。即使难免出现个别俗体字，但损害不大。直到梁武帝天监年间，这种风气也没有改变，到了大同末年，异体错讹之字大量出现。萧子云改变字的形体，邵陵王常使用错别字；朝野上下都风起效仿，作为模式，画虎不成反类犬，造成很大的损害。一个字简化成只有几个点，有的将字体随意安排，任意改变偏旁的位置。从此以后的文献书籍几乎没法看。北朝经历了长期的兵荒马乱以后，书写字迹鄙陋不堪，加上擅自造字，字体比江南的还要粗俗笨拙。以至於市的将“百”、“念”两字组合替代“忧”字，“言”、“反”两字相组合替代“变”字，“不”、“用”两字组合替代“罢”字，“追”、“来”两字组合替代“归”字，“更”、“生”两字组合替代“苏”字，“先”、“入”两字组合替代“老”字。像这样的情况不是个别的，而是在书中到处可见。只有姚元标擅长於楷书、隶书，专心研究文字训诂的学问，跟从他学习的门生很多。到了北齐末年，掌管典籍文献的官吏所抄写的字体，就比以前的时候强多了。

  江南民间流传有《画书赋》一书，是陶隐居的弟子杜道士撰写的。这个人不怎么认识字，轻率地规定字体的法则，假托名师，世人以讹传讹，信以为真，很是误人子弟。

  擅长绘画，也是件好事，从古以来的名士，很多人有这本领。我家曾保存有梁元帝亲手画的蝉、雀白、团扇和马图，也是旁人很难企及的。梁元帝的长子萧方等专门善於画人物肖像，画在座的宾客，他只要用笔随意点染，就能画出几位逼真的人物形象。拿了画像去问小孩，小孩都指出画中人物的姓名。还有萧贲、刘孝先、刘灵除了精通文章学术之外，也善於绘画。赏玩古今名画，确实让人爱不释手。但如果善於作画的人官位还未显贵，则能绘画就会常被公家或私人使唤，作画也就成了一种下残的差使。吴县顾士端身为湘东王国的侍即，后来任镇南府刑狱参军，他有个儿子名叫顾庭，是梁元帝的中书舍人，父子俩都通晓琴棋书画，常被梁元帝使唤，时常感到羞愧悔恨。彭城有位刘岳，是刘橐的儿子，担任过骠骑府管记、平氏县令，富有才学，为人爽快，绘画技艺独一无二，后来跟随武陵王到蜀地，下牢关战败，就被陆护军弄到枝江的寺院里去画壁画，和那些工匠杂处一起。如果这三位贤能的人当初都不会绘画，一直只致力於清高德雅的事业，怎么会受这样的耻辱呢？

  弓箭的用处，可以威震天下，古代的帝王以射箭来考察人的德行，选择贤能。同时也是保全性命的紧要事情。江南的人将世上常见的射箭，看成是武夫的射箭，所以儒雅的书生都不肯学习此道。另外有一种比赛用的射箭，弓的力量很弱，箭身较长，设有箭靶，宾主相见，温文尔雅，作揖相让，举行射礼。这种射箭对於防御敌寇，一点没有益处。经过了战乱之后，这种“博射”就没人玩了。北方的文人，大多数会“兵射”，不只是葛洪能一箭可以追杀贼寇，三公九卿宴会时常常赐射箭的优胜者。射箭技术的高低，关系到荣誉与赏赐。尽管这样，用射箭去猎获飞禽走兽这种事，我仍不愿意你们去做的。

  算术也是六艺中重要的一个方面，自古以来的读书人谈论天文，推定历法，都要精通算术。然而，可以在学别的本领的同时学算术，不要专门去学习它。江南通晓算术的人很少，只有范附的祖恒精通它，他的官位是南康太守，北方人中多通晓算术。

  医学方面，要达到高水准极为困难，我不鼓励你们以会看病自许。稍微了解一些药性，略为懂得如何配药，居家过日子能够用来救急，也就可以了。皇甫谧、殷仲堪，就是这样的人。

  《礼记·乐记》说：“君子无故不撤去琴瑟。”自古以来的名士，大多爱好音乐。到了梁朝初期，如果贵族子弟不懂弹琴鼓瑟，就被要认为有缺点，大同末年以来，这种风气已不存在。然而音乐和谐美妙，非常雅致，意味无穷！现在的琴曲歌词，虽然是从古代演变过来，还是足以使人听了神情舒畅。只是不要以擅长音乐闻名，那样就会被达官贵人所役使，身居下座为人演奏，以讨得残杯剩饭，备受屈辱。戴安道尚且遭遇过这样的事，何况你们呢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