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慈 法医学之父

• 中文名：宋慈（字：惠父）
• 别名：法医学之父
• 国籍：中国
• 民族：汉族
• 出生地：福建建阳（今属福建南平）
• 出生日期：1186年
• 逝世日期：1249年
• 职业：官员（法医学家）
• 主要成就：开创“法医鉴定学”
• 代表作品：《洗冤集录》
• 朝代：南宋
• 祖籍：河北邢台市南和县
• 赞誉：世界法医学鼻祖

宋慈介绍

宋慈(1186-1249)，字惠父，汉族，建阳(今属福建南平)人，与理学大师朱熹同乡，祖籍河北邢台市南和县，唐相宋璟后人，生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(1186年)，南宋著名法医学家，中外法医界普遍认为是宋慈于公元1235年开创了“法医鉴定学”，因此宋慈被尊为世界法医学鼻祖。

人物简介

宋慈，宋代人，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法医学家，被称为“法医学之父”。曾任广东、湖南等地提点刑狱官，办案著重实地检验。公元一二四七年著有《洗冤集录》五卷，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，也是世界最早的法医学专著，广传国内外，对于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。

主要经历

其祖上为唐朝著名宰相宋璟。北宋时，宋慈的高祖宋世卿从浙江建德县来建阳任建阳丞而家居此地。父宋巩曾任广州节度推官(节度使幕府掌管刑狱的官员)，家境小康。宋慈从小受学于父，10岁时从学建阳县学者、朱熹的高弟吴稚，并得到吴稚的同窗黄干、李方子等名人指教。他重视实践，力求真知。

南宋开禧元年(1205年)，他进京入太学，深得太学博士真德秀的赏识，遂拜其为师。

嘉定十年(1217年)宋慈中乙科进士，授浙江鄞县(今浙江宁波市)县尉，遇父病未赴任。

宝庆二年(1226年)始走上仕途，任江西省信丰县主簿(典颁文书，办理事务)。南宋时期的赣闽地区，民贫、地狭、人稠，人民处水深火热中，民反和兵乱频频发生。安抚使郑性之慕其有拨乱反治才，延入幕府参预军事。刘克庄饯别宋慈时写下《满江红·送宋惠父入江西幕》一词。当时，江西南部三峒里少数民族发生变乱，赣南数百里地方都很混乱，刘克庄在词中不仅希望宋慈尽快平定叛乱，好快点回家。也劝友人不要残酷镇压起义的峒民，而应采取招安的措施，需要妥善处理好这件事，宋慈听后当场允诺。

后来宋慈参与了平定“三峒贼”的战役。他先赈济六堡饥民，又率兵三百大破石门寨，俘获敌酋，因战功卓著而“特授舍人”。任期届满，江西提点刑狱使叶宰聘宋慈为幕僚。

不久，在真德秀推荐下，宋慈又进入福建路招捕使陈韡幕府，参加平定闽中叛乱。宋慈“提孤军从竹洲进，且行且战三百余里”，就连久经锋镝的主帅也对他刮目相看，称赞他“忠勇过武将矣”。在军事谋划方面也多咨访于宋慈。

因得到陈赏识，绍定四年(1231年)，宋慈被任命为长汀知县。宋慈得任长汀县令。县境百姓苦于盐价高昂，从海口溯闽江，盐运至长汀，要隔年才能运到。他莅任之初，改从潮洲沿韩江、汀江而至长汀，往返仅3月，大大节省运费。官府将盐廉价出售，百姓无不讴歌载道。

时值宋理宗(赵昀)即位，南宋欲联蒙古破金，结果兵败于汴，加之贾似道擅权，理宗消极怠政，兵连祸结，境土日蹙，内政愈加腐败。

端平三年(1236年)，同知枢密使魏了翁聘宋慈为幕僚。

理宗嘉熙元年(1237年)，他任职邵武军(今属福建)通判，仅及周年，民有余念。次年，浙西饥荒，宋慈奉诏入境，叹曰："强宗巨室，始去籍以避赋，终闭粜以邀利，吾当其谋尔。"于是实行"济粜法"，将人户分为五等；最富有者出存粮半济半粜；较富有者只粜而济助；中等不济也不粜；次贫者半济助；赤贫者全济，济米由官府拨付，停征一半租税。富户不敢违命，贫者得以度过荒年。

不久，他调任毗陵郡守。虽频繁调任，但宋慈所到之处均入境问俗，惠爱子民，佳誉鹊起。

嘉熙三年(1239年)升任司农丞知赣州。次年，提点广东刑狱，发现所属官员多不履行职责，有拘押数年的案犯，都未理清曲直。于是制订办案规约，责令所属官员限期执行，仅8个月，就处理了200多个案犯。移任江西提点刑狱，为赣民作主，严办违法的盐贩。

淳佑五年(1245年)，转任常州知州，议重修《毗陵志》，开始编辑洗冤录资料。任满，转任广西提点刑狱，巡行各部，雪冤禁暴，虽偏僻恶溺处所，亦必亲往视察。宋慈廉政爱民，执法严明。尤其是"于狱案，审之又审，不敢萌一毫慢易心"。

淳佑七年(1247年)，任直秘阁、湖南提点刑狱使。是年冬，撰成《洗冤集录》。

南宋淳佑八年(1248年)，任宝谟阁直学士，奉命巡回四路，掌管刑狱。听讼清明，决事果断。翌年，升任焕章阁直学士、广州知州与广东经略安抚使。他忽患头晕病，仍然参加祭孔典礼。从此委顿不起。同年三月初七逝世于广州官寓，享年64岁。于次年七月十五日，归葬建阳县崇雒里(今崇雒乡)建阳宋氏祖居地昌茂村。

著作

宋慈所著《洗冤集录》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专著。

学术内容

一、证据的首要位置

南宋官府为探明案情真相，将证据摆在首要位置：“遇有死者，必根究其所以致死”；人命之案，须查获凶器；凶手定罪，须查获尸体；尸体检验，须查验到致命伤，否则不易结案，便为疑案。“大辟之狱，自检验始。”在“慎刑”的指导思想下，以有无犯罪事实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成为司法实践中的准则，而犯罪事实又必须以充足的证据作为根据，是所谓“旁求证左，或有伪也；直取证验，斯为实也”。

宋慈在书中一再强调以查找证据为目的的检验勘查工作当慎之又慎，举一例视之。由于致命伤的检验对加害人的定罪量刑关涉甚重，宋慈强调检验中定要仔细勘验，“凡伤处多，只指定一痕系要害致命”；倘若是聚众斗殴，“如死人身上有两痕，皆可致命，此两痕若是一人下手，则无害；若是两人，则一人偿命，一人不偿命，须是两痕内，斟酌得最重者为致命。”然而，如果两个人同时刺杀、同时打击，要定哪个对致命伤负主要责任，就比较困难了。想到这一层，宋慈的考虑才算是完备。

“牢狱用刑以求取口供”，中国传统社会向来重视口供的采集。口供固然重要，但这种获得口供的非法手段早就被世人唾弃，更何况“证以人或容伪焉”，宋慈认为须“多方体访，务令参会归一，切不可凭一二人口说，便以为信”，且“告状者切不可信，须是详细检验，务要从实”，这一方面是因为“证以物必得实焉”，另一方面是不能听从一面之词，以防其中有弊。

不轻信口供在当时律法中亦有体现，即使罪犯招供，也要查出证据；反之，即使罪犯不招供，在物证确凿的情形下，亦可定罪判刑，一切须“据状断之”。

时间不可能穿越到过去，案情不可能“情景再现”，故所谓的“真相”并不能得到百分之百的还原，但是检验勘察，事关人命，必须将事后检验之事充分做到位，使之不断接近百分之百的真实，还事实以真相。

二、良吏的重要性

如何将检验之事做得充分、到位呢?除认识到证据的重要性外，宋慈认为主要取决于为官者。“吏不良，则有法而莫守”，这是当时统治阶级一直坚守的执政信念。他给今人的启示是：相对于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而言，司法的组织规则更重要。法官不良，再好的程序和实体法有什么用呢?

法令是如何谨慎的呢?宋慈在书中提及诸多，此处挑选几点言之。

其一，差文官。由于武官“更历未深”，若再碰上“仵作之欺伪，吏胥之奸巧”，将会使案件变得模糊不清、扑朔迷离，从而难以查究。“如边远小县”，实在缺文官，“复检官权差识字武官”。

其二，事必躬亲，不得专任吏胥。北宋时期太宗曾对宰相说：“颇闻台中鞫狱，御史多不躬亲，垂帘雍容，以自尊大。鞫按之任，委在胥吏，求无冤滥，岂可得也?”宋慈在《条令》中亦称“不亲临视”者，当“以违制论”。事必躬亲要求检验官必须仔细审察、判别、监督，以防发生误验、漏验之事及仵作、吏胥作弊等，而非仅仅在场遥遥相望，甚至“掩鼻而不屑”。“事必躬亲”就是司法亲历性的古代版本。

其三，“诸验复之类应差官者，差无亲嫌干之人”，这规定了为官者的回避制度。“大狱讼者，所以平曲直，雪冤枉也。若有财者胜，无财者负，有援者伸，无援者屈，豪强得志，贫弱衔冤，岂国家之福耶?愚愿士大夫司听断者，持平如衡，事事至公如鉴，天下何患不太平?此句反映宋慈的稳定思想，事事至公，则天下稳定。

另外，律法规定官员三年一易，且不可在家乡任职，这对于防止司法活动中亲嫌、故旧、仇隙关系的干扰起到了很好的防范作用。

宋慈反复强调检验案件，事关人命，“当是任者，切以究之”!他在书中写道，检验官在接到检验公文之后，为防止奸欺，切“不可接见在近官员、秀才、僧道”，因为这些官员、秀才、僧道等在地方上有一定势力，上能通官府，下能聚集民众，一旦参与颠倒案情之事，将对探明案情真相极为不利。

除了对尸、伤及现场进行认真仔细的勘验，检验官要重视对现场周围以及相关人员的调查和访问，只有把各方因素综合思量之后，方能获取正确而有效的证据，以使得自己的检验结果得到印证，探明案件真相。

要成为一个合格、出色的检验官，宋慈认为至少要有两个绝招：一为尸、伤等检验的技术，二为综合素质的考量。且后者更为要紧。

宋慈“博采近世所传诸书”，“会儿粹之，厘而正之”，加上多年实践经验，“增以己见”，终写成《洗冤集录》。他四任提点刑狱司，以身作则，慎重狱事，正如其所言，他真正做到了“独于狱案，审之又审，不敢萌一毫慢易心”。宋慈提出了一个合格法官的普世标准—洗冤泽物!

临床应用

宋氏不泥师教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对待尸体的态度，特别是能否暴露和检验尸体的隐秘部分。按照理学“视、听、言、动非礼不为”、“内无妄思，外无妄动”的教条，在检验尸体之时，都要把隐秘部分遮盖起来，以免“妄思”、“妄动”之嫌。宋慈出于检验的实际需要，一反当时的伦理观念和具体做法，彻底打破尸体检验的禁区。他告诫当检官员：切不可令人遮蔽隐秘处，所有孔窍，都必须“细验”，看其中是否插入针、刀等致命的异物。并特意指出：“凡验妇人，不可羞避”，应抬到“光明平稳处”。如果死者是富家使女，还要把尸体抬到大路上进行检验，“令众人见，一避嫌疑”。如此检验尸体，在当时的理学家即道学家看来，未免太“邪”了。但这对查清案情，防止相关人员利用这种伦理观念掩盖案件真相，是非常必要的。宋氏毅然服从实际，而将道学之气一扫而光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只是由于宋氏出身于朱门，不便像同时期的陈亮、叶适等思想家那样，公开指名道姓地批判程朱的唯心主义。但他用自己的行为和科学著作提倡求实求真的唯物主义思想，此与陈、叶的批判，具有同样的积极意义。

在《洗冤集录》中，有一些检验方法虽属于经验范畴，但却与现代科学相吻合，令人惊叹。如用明油伞检验尸骨伤痕，就是一例：“验尸并骨伤损处，痕迹未现，用糟(酒糟)、醋泼罨尸首，于露天以新油绢或明油雨伞覆欲见处，迎日隔伞看，痕即现。若阴雨，以热炭隔照。此良法也”。“将红油伞遮尸骨验，若骨上有被打处，即有红色路，微荫；骨断处，其拉续两头各有血晕色；再以有痕骨照日看，红活乃是生前被打分明。骨上若无血荫，纵有损折，乃死后痕。”如此检验尸骨伤损，与现代用紫外线照射一样，都是运用光学原理。只是宋慈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，处于尚未自觉的状态，知其然而不知知其所以然。尸骨是不透明的物体，它对阳光是有选择地反射的。当光线通过明油伞或新油绢伞时，其中影响观察的部分光线被吸收了，所以容易看出伤痕。再如书中论述的救缢死法，与当代的人工呼吸法，几乎没有差别。还有用糟、醋、白梅、五倍子等药物拥罨洗盖伤痕，有防止外界感染、消除炎症、固定伤口的作用，也与现代科学原理一致，只是使用的药物不同而已。诸如此类，不胜枚举。作者运用和记载这些方法，目的在于查出真正的死伤原因，无不体现了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。

轶事典故

有一天，他在一个已结案的卷牍中看到一桩自杀的命案，死者是一个庄稼汉，他觉得庄稼汉自杀的案例很少，必有万不得已，非死不可的遭遇，才会走上绝路，而且案卷中并无自杀的详细原因，于是他决定趁案发为时不久，重新加以审理。第一步，他先开棺验尸，发现死者腹部的伤口，进刀轻、出刀重，据仵作的说法，案发后，刀子在死者手上，但并非紧握，他更觉得可疑，其中必有曲折。因此他探访了死者的邻居、亲友，终于查出冤情，揭发了一件强掠妇女、杀害无辜的命案真相。

原来地方上有一个名叫吴良的官宦之后，仗恃著做过户部尚书的父亲余荫，贪酒好色，胡作非为，偏巧县知事是他父亲的门生，而且为官不正，往往使作奸犯科者逍遥法外，百姓早已怨声载道。有一天吴良看到一位姿色出众的少妇，意图染指，打听到原来她是庄稼汉的新婚妻子，助纣为虐的管家就献计悄悄将庄稼汉害死，做成自杀的样子掳走新妇。还拿出一笔银子，在衙门上下大通关节，于是一桩命案，就草草了结。吴良不但逍遥法外，还享尽艳福。但宋慈将案子重新整理，拘捕吴良和管家治罪抵命，庄稼汉的冤情，终于平反，赢得当地民众的称赞，轰动一时。

人物评价

宋慈在二十多年的仕宦生涯中，为官清廉，生活朴实，一生无其他嗜好，惟爱收藏异书名帖，喜金石刻。晚年更加谦虚谨慎，爱惜人才，虽是后生晚辈，凡有一技之长，皆提拔引荐。他年老有病在身，一切公务，犹亲自审察，一丝不苟，慎之又慎。

宋慈文而勇武，兼有谋略，由主簿而知县、知州，多所历练，所以清人陆心源作《宋史翼》将宋慈列入《循吏传》，并将其与辛弃疾媲美。

后世影响

宋慈在法医学理论上和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却是唯物主义倾向。在对尸体的具体检验方面，即给死者诊断死因，技术性很强，在一定程度上难于为活人诊病。不仅要有良好的思想品德，而且必须具备深厚的医药学基础，把握许多科学知识和方法。儒者出身的宋慈，本无医药学及其他相关科学知识。为弥补这一不足，他一方面刻苦研读医药著作，把有关的生理、病理、药理、毒理知识及诊察方法运用于检验死伤的实际；另一方面，认真总结前人的的经验，以防止“狱情之失”和“定验之误”。在多年的检验实践中，力求检验方法的多样性和科学性，在此方面可谓不遗余力。仅从流传至今的《洗冤集录》一书来看，其中所载检验方法之多样、全面，其精确度之高，都是前无古人的。这也是书中科技含量较高的、最精彩的内容。